山西博物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，馆藏文物50余万件，其中尤以“十大国宝”最为璀璨，它们不仅是三晋文明的缩影，更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璀璨瑰宝，这些文物跨越史前、商周、战国、汉代等不同时期，材质涵盖青铜、陶瓷、玉石、木雕等，工艺精湛，内涵深厚,共同勾勒出三大地文明的发展脉络。
鸟尊：商代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
鸟尊是山西博物院“镇馆之宝”之一，2000年出土于晋侯墓地114号墓，属商代晚期青铜器，整器以凤鸟为造型主体，高39厘米，长30.5厘米，宽17.5厘米，鸟首微昂，圆睛凝视，鸟冠高耸，羽翼丰满，尾部下卷形成象首，与鸟身巧妙融合，构成“鸟象合一”的独特造型，鸟尊的纹饰繁复精美，鸟身上饰有云雷纹、夔龙纹，尾部象首则刻画了卷鼻圆目，细节处尽显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技艺，更难得的是，鸟尊内部铸有“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”铭文，明确其作为晋侯宗庙礼器的身份,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与晋国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。
晋侯鸟盉：西周礼乐文化的生动载体
与鸟尊同出自晋侯墓地的晋侯鸟盉，是西中晚期青铜酒器，高39.3厘米，长30.5厘米，造型以立鸟为盖，鸟喙可开合，身体与盉身融为一体，器身饰有鳞纹、蟠螭纹，线条流畅生动，鸟盉的功能兼具温酒与盛酒，其“鸟”的造型寓意祥瑞，而盖内与器底均铸有“晋侯令乍（作）宝旅盉”铭文，印证了其为晋侯专用礼器，此盉不仅体现了西周时期“明贵贱，辨等列”的礼乐制度，其鸟形设计更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，是西周青铜艺术中“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”的典范。
龙形觽：战国贵族的身份象征
龙形觽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，属战国时期玉器，长10.3厘米，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，龙身呈S形，龙首上昂，龙尾内卷，龙身饰有谷纹、鳞纹，工艺细腻，线条遒劲，觽是古代解绳结的工具，后演变为贵族身份的象征，《礼记》载“玉藻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”，龙形觽便是战国贵族佩戴的“组玉佩”中的重要组件，此玉器不仅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工艺的巅峰水平，其“龙”的造型更蕴含着古人对权力与祥瑞的向往,是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等级与佩玉文化的关键文物。
侯马盟书：春秋战国历史的“文字档案”
侯马盟书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，属春秋晚期晋国盟誓遗物，共计5000余件，以朱砂或墨书写在玉石片上，内容记载了晋国世卿大夫之间订立的盟约，盟书字体为古文，笔锋纤细，结构严谨，记载了诸如“自今以往，毋敢杀其子”“毋与贼为徒”等盟誓条款，涉及政治、军事、法律等多个领域，这些文字不仅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“盟誓制度”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，其独特的书法风格更被视为中国早期隶书的雏形,对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胡傅酒樽：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
胡傅酒樽是汉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品，1973年出土于山西朔州汉墓，高34.5厘米，口径35厘米，樽身呈圆筒形，三熊足，器身满饰鎏金纹饰，主体为云气纹、龙纹、虎纹，间以胡人形象，其中胡人高鼻深目，身着异域服饰，或牵骆驼，或奏乐器，生动再现了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，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，樽口沿与圈足处刻有“温酒樽，容一斗，并重廿斤，第十”铭文，明确了其作为温酒器的功能，胡傅酒樽以其独特的“中西合璧”风格,成为汉代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重要物证。
釉陶楼院：汉代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
釉陶楼院出土于山西大同汉代墓葬，是汉代建筑模型的杰作，通高99厘米，由院墙、门楼、主楼、仓房等组成，院墙呈长方形，门楼为歇山顶，主楼为三层阁楼，每层皆有斗拱、窗棂，仓房与厨房等附属建筑布局合理，细节处如瓦当、门环、人物俑等均刻画入微，陶楼通施绿釉，色泽鲜亮，釉面均匀，此模型不仅展现了汉代民居的建筑特色与等级制度，其内部的人物俑（如仆人、守卫等）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,为研究汉代建筑艺术与社会结构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。
木楼人物俑：北魏社会风貌的鲜活再现
木楼人物俑出土于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，由木板彩绘楼阁与俑像组成，楼阁为庑殿顶，内部彩绘人物、家具、器物等，色彩历经千年仍鲜艳如初，俑像包括武士、仆女、乐伎等，武士身着铠甲，手执兵器，表情威严；乐伎则手持琵琶、排箫等乐器，姿态生动，这些木俑采用“木胎施彩”工艺，面部刻画细腻，服饰纹饰清晰，不仅展现了北魏时期木雕彩绘的高超技艺，其多元的人物形象（既有汉族传统服饰，也有鲜卑族特色）更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。
兽面纹玉琮：史前礼器的神秘象征
兽面纹玉琮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，高8.8厘米，外方内圆，以青玉雕琢而成，器身分四节，每节以阴线刻划兽面纹，双目圆睁，鼻梁隆起，獠牙外露，纹饰抽象而神秘，玉琮是史前时期“以玉礼天”的重要礼器，《周礼》载“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”，其“外方内圆”的造型象征着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，此玉琮的出土，不仅将山西地区的玉文化追溯至龙山时代，其兽面纹饰更与良渚文化玉琮存在相似性,为研究史前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。
战国金柄铁剑：铁器时代的工艺突破
战国金柄铁剑出土于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，是迄今发现的最早铁剑之一，全长89厘米，剑身以块炼铁锻打而成，剑柄为黄金铸造，饰有蟠螭纹、云纹，工艺精湛，铁剑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的飞跃，而“金柄”的装饰则体现了贵族对武器的重视与身份的彰显，此剑的出土，不仅证实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掌握成熟的铁器冶炼技术，其黄金剑柄与铁剑身的结合，更展现了当时金属工艺的跨界创新,是研究战国军事史与冶金史的重要文物。
佛光寺东大殿唐代木构件：唐代建筑的“活化石”
佛光寺东大殿位于山西五台山，始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（857年）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，虽非出土文物，但其内的唐代木构件（如斗拱、梁枋、匾额等）堪称“国宝”，大殿面阔七间，进深四间，单檐庑殿顶，斗拱宏大，出檐深远，结构严谨，展现了唐代建筑“雄浑壮丽”的风格，殿内佛坛上的唐代彩塑、壁画与木构件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唐代艺术群，佛光寺匾额”上的墨书题记明确记载了建寺年代与工匠信息，为研究唐代建筑制度、艺术风格与宗教信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。
相关问答FAQs
Q1：山西博物院的“十大国宝”是如何评选出来的？
A：“十大国宝”并非官方评选，而是基于文物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科学价值及文化影响力，由学术界与公众共同认定的代表性文物，评选标准主要包括：是否为该时期同类文物的顶尖代表、是否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、是否体现了独特的工艺或文化内涵等，鸟尊因晋侯墓地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铭文价值入选，侯马盟书因文字史料价值突出，佛光寺东大殿则因唐代建筑的稀缺性成为焦点。
Q2：这些国宝中，哪一件最能体现山西地域文化特色？
A：晋侯鸟盉与侯马盟书最能体现山西作为“晋文化发源地”的地域特色，晋侯鸟盉出自晋侯墓地，铭文直接关联晋国历史，是晋国早期礼乐文化的见证；侯马盟书则记录了春秋时期晋国世卿大夫间的政治博弈，反映了晋国“霸业”背后的社会矛盾与制度变迁，二者均以晋国为核心，串联起山西地区“晋文化”的发展脉络,是三晋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。
